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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俊
2022年底的疫情，让北京紧张起来，让全国紧张起来。但我遇到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那就是接到徐志祥老师的电话、短信，收到他亲自从邮局寄来的一大包著作。
当时我告诉他，不要寄快递，因为疫情原因，单位里收快递不方便，不如用平邮。没曾想，这给徐老师添了不少麻烦，他连跑了三次邮局，一次是过了五点邮局下班，一次是说要出示身份证，第三次成了，邮局说路上至少得一星期，徐老师在短信里感叹：这效率……。我忽然意识到，徐老师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这让我深感不安。在我的印象中，徐老师永远是自信满满地挺立在讲台上指点江山的姿态，没想到老师也会老。就像儿女们总觉得父母永远是那么坚强有力、无所不能，却不知道他们也会无力、也会老去。
徐老师寄来的书一共七本，他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句赠我的话，盖上鲜红的印，然后用吸墨纸夹上。书中附了一封给我的信，回忆了十年前见面时的情形，讲述了这些年让他深受折磨的病痛，讲述了这些年丰硕的著作成果。还说有两本没有找到，有了再寄给我。信的末尾，还列了四部正在写作的书名。
徐志祥教授是我读武汉大学时的老师，认识徐老师却是在我读咸宁高中的时候。那时他是今天的湖北科技学院中文系老师，我的父亲是物理系老师，我是学院教职工的子弟，两家一度是住平房的邻居。我每天一起上学的同学里，中文系老师的子女居多，也因此知道了他们的父母，如胡基荣老师、陈有恒老师、曹善春老师、谢邦华老师、成双全老师、张芳彦老师、程伯安老师、王禾秀老师、何立智老师、王志文老师、雷凤珍老师、余春树老师、徐志祥老师，等等。胡基荣老师最年长，他和夫人孟老师曾是我父亲的老师，胡老师应我父亲之请帮我补汉语言，不厌其烦、逐字逐句地教我分析主谓宾、定状补等结构。徐志祥老师当时应该是这些老师们中最年轻的，有一丝的高傲，戴眼镜，很帅。
教职工子女一般是不大去教学区或者学生宿舍区的，那是大人们或者大学生们的活动区，但不清楚为什么，我喜欢跟中文系的学生交往。好像当时物理系的教师中，只有我父亲一人是北师大毕业的，其它系有很多学生知道他，也顺便知道了我。有一年暑假，我结识了没有回家的中文系学生郭西伟，他没有嫌我是中学生，常约我去他的宿舍或者操场或者台阶上坐着聊天，给我讲他的经历，讲他读的书，讲他的那些老师们，特别热情、真诚。后来他毕业分配到咸宁市咸安区委党校，我还经常去他家，记得他的夫人是我高中同学的姐姐，姓杨。我和他的交往保持了许多年。通过郭西伟老师，我认识了他的同学、在《武汉晚报》当文学编辑的阮建华老师。阮老师约我写稿、帮我改稿，给我写过亲笔信，这对文学爱好者真是莫大的荣幸，阮老师的信我珍藏了很久，依稀记得他写得一手好字。26岁那年，我获得《长江日报》文学副刊“江花”的散文大奖、《武汉晚报》小小说征文一等奖、《中国交通报》小说征文一等奖，这些成果与阮建华老师的帮助分不开。有的时候，人生如登车，在疯挤车门的一刹那，如果有人助推你一把，你就上去了。阮老师就是在关键时候给我力量的那个人。后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朋友》，写下朋友“是你差点被挤下黑夜的台阶时，撑你一把却不知是谁的那个人”，那一刻，我想起了许多像阮老师一样帮助过我的人。中文系还有一位后来了不起的学生，但我们一直没有交往。我当时特别爱泡学校图书馆一楼的阅览室，喜欢读各种文学刊物、画报等。我经常发现长条桌的对面或者那头，端坐着一位少年模样的大学生，专心致志地读杂志。一般地说，学校食堂服务员和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对学生们总是不太容易有好脸色的，好多次我见到管理员老师在不断地催促这个“阳新伢”：要下班了、要关灯了。有一天，我瞥了一眼他押在桌台上的学生证，记住了这位姓徐的同学。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长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了。虽然我们未曾说过一句话，他肯定不知道当年一起看书的我，但我确信能一眼认出他，能还原他当年圆着个胖脸、倔着个脖子、瞪着个眼读文字的青春模样。我很庆幸，与这位全国知名的大作家是曾经的“同桌”。他的名字，叫徐鲁。
我想说的是，郭西伟、阮建华、徐鲁三人都是中文系的学生，都是徐志祥老师的学生。当然，他的学生辈远不止他们，我打过交道的咸宁籍知名文化人刘明恒、王胜弘等都是。
学校几经整合、更名、迁址，今天的校名叫湖北科技学院，有医学、数学、物理学、信息技术等理工科见长的专业，但学校的根底却是文科或者是中文，前文列出和没能列出的那些老师们，支撑了这个百年学府那个时期的人文底蕴。走在校园里、大街上、菜市场，他们同我的父母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做平平常常的事，为生计奔波，为儿女操心；对生活、对工作、对彼此或许有烦恼、有怨结、有牢骚、有芥蒂；平日里语不惊人、貌不惊人，一辈子不慕荣华、不求腾达；但一旦进入思想的王国、知识的殿堂、文化的讲坛、才艺的舞台，他们就是国王、是堂主、是文圣、是主角。柴米油盐虽贵，诗词歌赋更香，一副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风骨。无论是深思熟虑娓娓道来的，还是眉飞色舞思如泉涌的，面对学生，他们是春蚕、是蜡炬，是明灯、是航标，尽着人民教师的责任，负起知识分子的担当，扛着传承文化的使命，哪怕青丝褪尽、皓首苍颜。这就是我的父辈、学院的那些老师们，留给我的印象，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本色、本性、本质。
那个时候，我偶尔逃学，跑到学院中文系的红楼旁听，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窗户外。虽然听不甚懂，但觉得有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中文系的那些老师们不少人著述颇丰，有出版过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的，有在全国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有在各种论坛研讨会上演过讲的。我母亲还曾吃惊，我知道中文系老师的情况比她还多。至今我能记起徐志祥老师当时的两个模样，一个是他兴致勃勃地端着锅碗去食堂打饭的样子，一个是他神采飞扬地站在讲台上给大学生讲《文学概论》的样子。
我就读的第一个大学是武汉理工大学，学的是无线电通信，但从进校第一个学期开始，我读起了《文学概论》。一个工科男，每天中午守在大学花园的日光下，读一个小时文科书，好像不可思议。
有一天听人说起，徐志祥老师调到武汉大学工作了。那个时候，武汉很多高校在提质扩容，到处猎取骨干教师，徐老师进入湖北地区最好的武汉大学任教，让很多人羡慕。
没有想到，我真成了徐志祥老师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