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颗会喘气的瘤子。”北京军区总医院著名肿瘤专家刘端祺的一名病人这样写道。
医学技术的理性，包裹了病人需要的温暖，临终就变得冷漠而残酷。“技术至上”的流行，常使得医者忘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更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
总有人想努力弥合这种技术与人性的鸿沟，叙事医学这时候就出现了。120多位临床医生，口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临终事件，讲述死亡之前的希望、亲情、残酷，使临床医学更富人性、充满温情，有助患者治疗。
这些情感复杂的临终事件，被编进《死亡如此多情》这本书里。
“我想和你一起一直到最后”
“不管是快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患者，还是他们的家族，确实富有一些特别的情感。”7月31日，围绕此书所涉及的话题，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与本书的策划者及医学领域人士进行座谈，反思现代医学在发展过程中的缺陷，以及如何让医疗过程更有温情。
韩启德说，亲情、爱情、友情都会在这一特殊时刻展露得尤为明显。
2012年7月23日，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工作的闫刚(化名)，向到访者程蓓细致地描述起一个“葬花女孩”。那时闫刚在脑外科实习，患有小脑胶质瘤的15岁女孩张希(化名)，住进了闫刚导师分管的病区。
多天时间里，每当张希要接受检查化验，都会以各种理由支开自己的母亲。闫刚慢慢明白了张希的用意和坚持。有一次张希看到母亲离开，自言自语：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做检查的样子。
张希喜欢跟护士聊天，闫刚从护士口中得知，她从小没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对她来说太重要了，所以闫刚偶尔会配合她撒个小谎。
张希并不知道，母亲每次都是假装离开，再悄悄地跟在后面看她做检查。
闫刚说，“在MRI(磁共振成像)室外，她妈妈告诉我，‘其实，我知道她不想我看见她检查时的样子，怕我伤心，我都知道。’”
在闫刚的记忆中，母亲面前的张希，乐观活泼，爽朗的笑声总在病区回响。但这不是她的真正的快乐。
一天，坐在医院花坛边的长椅上读书的闫刚无意中看到张希，她正在草丛中捡拾掉落的花瓣，挖土坑埋掉。
也就是在这一天，张希对闫刚讲出了实情：自己并不开心，那些快乐都是装出来的，她只是不想让母亲担心。
刚查出病的时候，张希想过自杀，她羡慕别的女孩可以梳好看的辫子、穿漂亮的衣服上学，自己却剃了光头，穿着病号服留在医院。她甚至提到“等死”这个词。这让闫刚吃惊，他不会想到乐观的女孩竟如此厌世。
幸好15岁的张希明白，前后三次住进医院的她，不是为自己而活着。“我是妈妈唯一的支柱，她不能没有我。所以我一定要活，还要活得很健康、很快乐。”
求生欲无法阻止病情发展。经历了两次手术的张希，小脑胶质瘤再次复发，侵及颅骨，成为高级别胶质瘤，恶性度高，无法完全切除，只能采取保守治疗，预计生存期只有半年。
知道这一结果的母女俩有着不同的表现。张希微微一笑后，撇过头去流泪。母亲则跪在地上，求医生再救救她的女儿。
最后，张希扶起母亲，擦去母亲脸上的泪水，告诉妈妈：“我们回家吧。我想和你一起，一直到最后。”
母女相拥离开。
“病人对生命的巨大留恋，亲人对逝者的无限不舍，医护人员的同情与遗憾，是情感让死亡不再那么寒冷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苏小卫，在读完这本书后感慨。
技术的冰冷包裹医生对病人的情感
临床医生口中鲜活的生命、复杂纠结的感情，若不是此次集中表达，患者和家属可能永远都无法了解。
在很多人眼里，冰冷的仪器、冰凉的液体，甚至是医生平静的表情，让医院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地方。而患者忐忑的心情，家属着急无奈的神情，在患者病情宣告不治的那一刻，化作悲痛甚至愤恨。
医患关系的冲突，仿佛就发生在这一刹那：“你们就不能再想想办法吗？”“对不起，我们真的已经无能为力。”
患者家属的大声质问和医生“不近人情”般的劝说，常常是两种对立。北京肿瘤医院医生严雷(化名)就经历了这一切。
成为严雷的病人时，15岁的王宇(化名)已经从骨肉瘤转移为肺部肿瘤。
虽然经过了长达四年的治疗过程，王宇的病情却越来越糟。严雷意识到，即使自己倾尽全力，继续为王宇治疗下去，也可能只够延长他几个月的生命。而且治疗后期，王宇会更加痛苦，王宇的家庭也会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严雷劝王宇的父母“量力而行”。王宇的父母却极为坚持，他们就这一个儿子，咬牙也要治到底。
几个月后，王宇出现了胸水，先是淡黄色清亮的，随后变成血性的，越来越多。严雷意识到，这是病情进入终末期的讯号。
